本文嘗試以歷史的眼光、全局的視野、辯證的方法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機床工業的40年做出盡可能客觀、準確、全面的評估，希望能夠在機床工業未來30年正確發展道路的積極探索中有所助益。

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的道路，中國機床工業在這不平凡的改革歷程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今天，國內外環境已經發生了全面深刻的變化，“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機床工業已經站在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面臨的發展任務艱巨，挑戰嚴峻復雜。理性客觀地對機床工業40年的改革發展歷程進行總結，對于我們明確未來30年的發展道路和優先任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我國現代機床工業的基礎源于“一五”時期（1953-1957）開始實施的前蘇聯援建工程，20世紀60至70年代開展的“三線建設”中，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規劃建設。

改革開放前已經形成產品門類比較齊全、產業體系相對完整、產業布局均衡合理的機床工業體系，基本承擔起裝備國民經濟主要部門的任務，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當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這一體系，帶有計劃體制的種種問題，如企業缺乏活力，裝備陳舊落后，技術進步緩慢。

至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的機床工業已經全面進入了數控機床時代，而我國的機床行業除個別較簡單的產品門類外，數控技術尚處于起步階段，與西方相比形成了明顯差距。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機床工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長足的進步，產業能力和國際地位都發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

這種體制下的企業，并不是真正意義的經營主體。

改革開放后，這種單一結構和僵化管理模式逐漸被打破。

1984年7月發布《國務院批轉機械工業部關于機械工業管理體制改革的報告的通知》，將原機械部直屬企業下放到地方管理，標志著以政企分開和兩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主要內容的國企改革全面展開。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市場準入、產業準入全面放開。原有的國有企業多數實施了不同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民營企業蓬勃興起，外資企業大量涌入。

至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國機床工業的體制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機床工業中最具代表性的金屬切削機床為例。

2015年，規模以上金屬切削機床企業為739家，其中，國有（含集體）控股、私人控股和外資（含港澳臺）控股的企業數量分別為71家、533家和105家，占比分別為9.6%、72.1%、14.2%；

上述三類企業擁有資產占比分別為38.3%、48.8%、10.4%；

主營業務收入占比分別為18.4%、68.7%、10.8%；

實現利潤的占比分別為-12%、97%、13.4%。

其中，國有企業除了占有資產指標（近40%）之外，在其他幾項指標上已經失去優勢，在利潤方面拖了整個體系的后腿（-12%）。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營企業表現出強勁的活力，不僅在企業數量方面占據絕對優勢（占比70%以上），更以不足一半（48.8%）的資產占有貢獻了近七成（68.7%）的主營業務收入和近乎百分之百（97%）的利潤。

這一變化帶來的競爭活力，使機床工業獲得了持續不斷的發展動力。

70年代中后期，數控機床技術進入快速發展期，美、歐、日等國相繼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實現了機床產品技術的代際升級即數控機床化。如日本山崎馬扎克（YamazakiMAZAK）公司在1982年就實現了機床產品的完全數控化。

我國數控機床技術的研發起步并不晚，1958年，清華大學和北京第一機床廠就合作研發出中國第一臺數控升降臺銑床（采用分離元件技術），比起世界第一臺數控機床不過晚了6年。

數控機床技術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1952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發出了世界上第一臺數控銑床。

但其后的20年，我國數控機床技術進步十分緩慢，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除了可以制造少量技術相對簡單的數控線切割機床外，數控機床總體上仍然滯留在技術研發階段，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了身后。

1980年，北京機床研究所通過許可證轉讓的方式從日本發那科（FANUC）公司引進數控系統技術，隨后從“六五”（1981-1985）開始，國家連續組織了幾個五年計劃的數控技術攻關，有力地促進了數控機床技術的發展進步。

但既便如此，數控機床產業化進程仍然進展緩慢。

數控機床技術在中國的真正成熟和快速普及是從本世紀開始的。

機床工業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數控機床技術快速普及、產量迅猛增長，數控化率持續提高。

目前機床工業領域內，凡適合采用數控技術的機床品種，均已采用了數控技術，已經不存在任何技術障礙。

同樣的情況也表現在當下的機床用戶領域，機床用戶可以方便地在用工市場招聘到熟練的數控機床操作者，而普通機床的操作工反而成了稀缺資源。

值得指出的是，國家于1999年開始實施并持續10年之久的數控機床產品增值稅先征后返政策為上述代際升級的實現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由于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很大，我國機床工業被稱為是“低端混戰，高端失守”。

但近些年來，這一情況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產品結構水平和市場競爭能力明顯提高。從專業的角度重新審視近十年來中國機床市場的實際競爭狀態，可以概括為：“低端內戰、中端爭奪、高端失守”。

機床產品的檔次劃分是針對特定市場的相對的和動態的概念，并沒有明確的界定標準，盡管如此，人們習慣用高、中、低端三個類別大致區分機床產品的檔次。

國產機床長期以來的市場競爭焦點主要集中在中端領域，而低端和高端領域的競爭態勢一直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在高端領域，由于差距懸殊，國產機床基本上還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

隨著我國數控機床技術的全面普及，中檔數控機床技術不斷趨向成熟，再加上本土優勢的助力，國產中檔數控機床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逐步增強，市場份額逐漸擴大，市場地位日益鞏固，逐步扭轉了長期被動挨打的局面。

近10年來，國產機床已經在本土中端市場占據了半壁江山，基本實現了由被動防守到長期相持再到積極進攻的戰略轉變。

同時，我國機床企業并沒有因實力懸殊放棄在高端領域的努力進取，2009年正式啟動的國家高檔數控機床重大科技專項（以下稱“專項”）也發揮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專項的實施，顯著加快了高檔數控機床及其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的技術研發步伐，許多高檔產品品種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部分課題成果獲得了市場應用驗證的機會，為參與高端領域的市場競爭進一步積蓄了能量。

近年來，中國機床工業的總產出始終占世界總產出的四分之一左右。

機床工業的高速發展，與整個機械工業乃至整個制造業的增長過程是完全同步的。

正是機械工業乃至整個制造業的高速發展為機床工業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從而拉動了機床工業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

機床工業經濟規模于2009年躍居世界第一位的背后，還有另外一個重要背景，即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出現了此消彼長的變化。

由于中國政府迅速推出大規模投資計劃，經濟增長得到了快速恢復，重新進入高速增長的軌道。正是這一增長落差為中國機床工業的規模躍升創造了條件。

從全局的角度看，40年來，機床工業的主要發展動力可以概括為“四大紅利”，即改革紅利、開放紅利、發展紅利和人口紅利。

改革紅利

40年來機床工業的改革進程，可以以1992年為界，大致劃分為兩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92）的改革主要在兩個層面展開。

在宏觀層面上，漸次退出計劃經濟模式，逐步向市場經濟模式過渡；在微觀層面上，以搞活國營企業為目標，逐步賦予企業經營主體和市場主體地位。

第二階段自1993年至今，機床工業在宏觀層面的改革是，徹底放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企業微觀層面上，則深入到“抓大放小”，產權制度改革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層面。

開放紅利

回顧機床工業40年來的開放過程，以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對外開放第一階段（1978-2001）的主要特征是“引進來”。

機床工業重點骨干企業不僅紛紛引進國外先進設備以提高自身關鍵環節工藝保障能力，而且廣泛開展了不同形式的技術引進，以提高自身的產品技術水平。

據統計，1980-1995年，機床工業共實施技術引進合作項目300余項，機床工業重點骨干企業多數都參與到這一進程中。

上述引進合作項目的實施，使機床工業骨干企業的產品技術水平、工藝裝備能力和企業管理水平實現了大幅度提高，甚至是跨越式的提升。

中國加入WTO后，機床工業的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2002年至今）。

在這一階段，除了發達國家機床制造企業紛紛來華投資設廠外，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中國企業“走出去”。

眾多機床企業主動走出國門，到發達國家實施技術并購。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已有18家機床企業實施海外并購項目25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項目包括：大連機床集團并購美國英格索爾公司（Ingersoll）生產系統和曲軸項目、沈陽機床集團并購德國希斯公司（SCHIESS）項目、北京第一機床廠并購德國瓦德利?！た票す荆╓aldrich-Coburg）項目等等。

海外并購進一步密切了機床工業與發達國家間的技術融合，培養和鍛煉了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能力，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機床產業新格局。

近年來，為數不少的機床企業還直接從國外引進了一大批技術專家，少數企業更是在國外設立技術研發中心，從而把技術引進與合作提高到了新的層次。

發展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連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經濟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這一過程為機床工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強有力地拉動了機床工業的快速發展。

機床工業屬于生產資料供應部門，其發展直接依賴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機床工業的發展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函數，投資增長，機床必然增長，投資增長速度快，則機床增速也相應加快，反之亦然。

由于固定資產投資持續高速增長的強力拉動，我國在2002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機床消費國，中國機床市場消費額在世界機床消費總額中的占比曾一度達到近 40%，至今繼續保持在1/3左右的水平。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是后來者，中國機床工業在產品技術、質量和企業效率方面長期存在較大差距。

我國機床工業的主要優勢在于價格和服務，而支撐上述兩大優勢的主要因素是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我國勞動年齡（15-59歲）人口數量一直保持增長，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機床工業也不例外。

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機床工業國有企業的人均勞動生產率大致相當于同期日本同行業企業的1/35至1/30，中國企業的人均勞動力成本大致相當于日本企業的1/30至1/25，即日本企業為1名員工所支付的成本大致相當于中國企業為25-30名員工支付的成本之和，差距十分懸殊。

上述對比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正是由于中國企業具有突出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才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下的劣勢，使得當時的中國企業能夠在競爭中勉強支撐。

自本世紀以來，上述情況開始發生明顯變化。

通過市場化改革、體制機制轉換、內部管理升級和技術改造等綜合措施，中國企業的人均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且提高的速度明顯高于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速度，使得中國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開始充分顯現。

盡管機床工業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歷史性成就，但是必須承認，我們自身的發展還存在不少問題。

有長期存在的老問題，也有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形成和積累的新矛盾；

既有行業自身固有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變化提出的新挑戰；

只有客觀準確地認識差距和問題，才能為未來的戰略和行動提供正確的導向，否則機床工業的轉型調整就是一句空話。

從全局的視角觀察，我國機床工業存在的主要差距和問題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近10年以來，“大而不強”成為業界對我國機床工業的普遍評價。

“大而不強”不僅指機床工業整體上仍然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而且核心技術缺失、技術基礎薄弱成為突出軟肋。

作為數控機床核心技術主要載體的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進口，其中的中高檔部分對進口的依賴程度尤為突出，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嚴重的產業空心化。

上述被動局面形成的原因，除了機床工業發展戰略和指導原則的偏差之外，還與其所涉及的特定產業發展背景有關。

由普通機床升級為數控機床，不僅僅是產品技術的代際升級，同時還伴隨著產業結構形態的明顯變化，即由普通機床時代小而全、大而全的企業結構形態，演變為數控機床時代以高度社會化分工為主要特征的產業形態。

中國數控機床產業起步晚且起點低，尤其是主要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等配套產品的發展嚴重滯后，在較長時期內不足以支撐產業的發展。

恰逢國家實行開放政策，國外的成熟數控機床配套產品紛紛進入國內市場，以進口配套產品為主導的數控機床產業供應鏈很快形成，機床制造企業可以方便地在家門口采購到進口配套產品，用以制造出自己的數控機床產品。

因此，國產數控機床配套進口產品逐漸成為一種常態，成為一種慣性，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壓縮了國產配套產品的進步和發展空間，形成惡性循環。

2009年啟動的國家科技專項針對上述問題做過一些積極努力的推動，并使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距離問題的根本解決還相去甚遠。

就機床工業整體而言，技術研發體系弱化、虛化和碎片化的背后原因，在于真正意義上的新型技術研發體系至今并未形成。

從“一五”期間開始至改革開放前，我國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機床工業體系。

上述研發機構基本覆蓋了機床工業的主要技術領域，在我國現代機床工業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

至此，原有的金字塔型技術研發體系基本被打破，但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型技術研發體系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具體原因如下：

首先是弱化。

“二類所”的技術研發能力也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改革開放初期，多數重點骨干企業都將技術進步的主攻方向調整為技術引進與合作，導致企業自主研發的動力嚴重不足，其基礎技術研究工作早已被邊緣化甚至徹底消失了。

其次是虛化。

表面上看，機床工業領域的很多企業，都相繼掛上了由各級各類政府部門頒授的各種研發機構的牌子（中心、基地、平臺、重點實驗室等等），但這些牌子并不能說明我們已經建立起了以企業為主體的機床行業新型技術研發體系。

真實的情況是：真正有能力、并已基本建立以自身為主體的技術研發體系的企業并不多，不少曾經的重點骨干企業，其技術研發能力不僅沒有提高，反而較改革開放前明顯下降了；至于大量新興的中小企業，其研發能力更為薄弱，其中不少企業實際上就是“拿來主義”。

在機床工業領域，除了附屬于企業和高校的技術研發機構之外，幾乎沒有獨立的從事機床技術研發的專門機構，導致產學研合作中的“研”基本處于主體缺失的狀態。

最后是碎片化。

特別需要指出，現有技術研發體系明顯缺失技術共享和推廣機制，而這種機制恰恰是一個成熟的技術研發體系必不可少的功能。

改革開放后，機床工業實施了一條以引進合作、跟蹤模仿為主的技術路線。這種技術路線具有速度快、成本低、風險小的優勢，因而為技術后來者在發展初期所廣泛采用。

改革開放初期選擇這條路線是自然合理的，也是符合技術進步一般規律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

技術引進與合作在為機床工業帶來快速技術進步的同時，也容易使其產生消極的路徑依賴，并相應地弱化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損害長期發展利益。

在具體實施這一技術路線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把握好近期效果與長遠發展的關系、技術獲得與能力提高的關系，應始終堅持一手抓技術引進合作、一手抓自身能力建設，兩手都要硬。

遺憾的是，在技術引進與合作的具體實踐中，不少企業沒有把握好上述關系，相當程度地患上了“引進依賴癥”。

由于長期沿用跟蹤模仿和引進合作的路子，這逐漸成為一些企業的思維定式和行為慣性，“反向工程（也稱逆向工程）”也相應成為他們最為得心應手的技術手段。

路徑依賴的危害，不僅弱化自主創新能力，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覺中使我們忘記初衷，逐漸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新的意識。

這是真正的危險所在。

時至今日，有識之士早已驚覺，跟蹤模仿和引進合作的路子已經越走越窄。

一方面，可以引進的技術差不多都已經引進，而我們現在真正需要的技術卻沒有人愿意轉讓了；

本世紀初機床工業的連續高速增長至2012年基本結束，其背景就是機床消費市場發生了顯著變化。

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金屬加工機床消費市場的增長速度由2011年的 32.9% 斷崖式跌落至 -2.1%，衰退一直持續了 5 年左右，直到2017年才出現恢復性增長。

市場的逆轉使機床工業由連續高速增長一下子陷入了“產能過?！钡膰乐匚C，被迫進入了艱難的轉型調整階段。

市場變化的特點是結構性的，需求總量下降的同時，需求結構顯著升級。

因此，機床工業產能過剩也必然是結構性的，過剩的是與市場正在加速淘汰的那部分與傳統需求相對應的落后產能，而與市場不斷升級的新需求相對應的供給能力則明顯不足，其本質是“結構性產能過?！?。其背后是產業結構整體失衡。

我國機床工業的結構失衡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產品供給能力層面的結構失衡。

具體表現為，通用型同質化產品的供給能力嚴重過剩，而定制型差異化產品的供給能力則顯著不足。

以大批量生產方式制造中低檔通用型單機類產品，是機床工業的傳統能力優勢，這種優勢在老牌國有骨干企業（包括轉制的國企）表現得尤為突出，并為不少新興民營企業所效仿。

2012年以來，市場需求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

必須指出，正在發生的市場結構性變化不是短期現象，而是一種長期的趨勢。這種趨勢也不是近幾年才開始，只是一度被過熱的市場氣氛所掩蓋了。

因此，清醒認識并主動適應這一長期趨勢，從根本上調整自身供給能力結構，是機床工業企業的明智選擇。

“產品專業化”企業，是指專注于某一類（或某幾類）細分產品的企業，如車床類、銑床類、磨床類、齒輪機床類等等，我國機床工業的絕大部分企業都屬于這一類型。

這類企業有特定而有限類型的產品，但是一般沒有特定的目標市場領域，產品的普遍適用性和市場領域的廣泛覆蓋往往成為該類企業的追求目標。

它們的突出短板是缺乏對用戶工藝的深入研究，為用戶提供有價值的成套解決方案的能力普遍薄弱。

所謂“市場專業化”企業，是指專注于某一個（或某幾個）細分市場領域的企業，比如專注于汽車動力總成、汽車整車沖壓工藝、航空、船舶、鐵路、消費電子、模具等等。

這類企業有特定而有限的細分目標市場，其產品具有非常鮮明的市場針對性。

它們的突出優勢是對目標市場的用戶工藝有著十分深入的研究，是真正的用戶領域專家，因此具備極強的為用戶提供成套解決方案的能力。

與前者相比，后者更受用戶歡迎。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市場專業化”類型的企業模式是適應高端細分市場特殊需求的必然產物，要想進入高端細分市場，最宜于采用市場專業化的企業模式。

尤其那些對加工質量要求高的行業，無不對所需機床設備和服務有著專業特點十分鮮明的嚴苛要求，這是通用型的產品和非本領域內的專家根本不能勝任的。

事實上，目前占據上述高端細分市場的企業多數屬于市場專業化類型。

三是產業體系層面的結構失衡。

數控機床主要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主要包括數控裝置、伺服驅動單元、軸承、液氣潤滑裝置等等。

上述三種結構性矛盾是機床工業“大而不強”現狀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因而也是機床工業轉型調整的根本出發點，必須下大力氣加以解決。

產業生態焦慮浮躁

自2012年進入轉型調整階段以來，機床工業呈現出兩方面的明顯特征：

一方面伴隨著轉型調整的不斷深入，機床工業內部此消彼長的結構分化日益明顯；

一是急于求成。心浮氣躁、好高騖遠，嚴重缺乏扎實做好底層基礎工作的耐心；

二是跟風鉆營。熱衷于追風口、趕時髦，張口互聯網思維、工業4.0，閉口新制造、新業態，甚至盲目追求所謂共享經濟、服務化轉型、商業模式創新等等；

另一表現是“產業虛無主義”。

在一些人看來，機床工業是傳統產業、夕陽產業，發展空間有限，尤其是在新一輪技術革命蓬勃興起之際，機床工業也可能和其他一些傳統制造業一樣被邊緣化甚至被顛覆。

近年來，諸如服務化轉型、互聯網轉型、商業模式創新以及新業態、新制造等新概念、新名詞不斷涌現。

受其影響，一些企業開始放松甚至放棄裝備制造產業正面戰場的努力，盲目追逐所謂商業模式創新和服務化轉型，有的企業更是參與到金融和房地產的“盛宴”之中。

其結果自然是制造業市場競爭力進一步衰退，不可避免地陷入經營困境。

相較于浮躁之風，產業虛無主義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前者的危害局限于敗壞行業作風，導致假、大、空盛行；而產業虛無主義的流行將把機床工業的調整轉型引入到完全錯誤的道路上。

要認識到，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根本差距，恰恰在于技術創新與精細管理方面的基本功力。

其一是社會轉型期負面因素的影響。包括拜金主義泛濫，投機主義盛行，財富神話頻出，風口不斷變換，浮躁焦慮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心態。